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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對工作權的保障

憲法對工作權的保障

文/黃子安 工聯實習生、淡江公行系

經濟不景氣,許多的企業業務量縮減,獲利下滑,在商人將本求利的思維下,減省人事開支成本成為了現在許多企業常常會考量的一個選項;當然也有一些不肖企業並沒有獲利下滑的事實,但是藉這個機會趁火打劫,參加這批裁員熱潮的行列。

在這樣景氣的氛圍下,許多企業的員工總認為能自保就不錯了,更遑論加薪、升遷等等,因此公司減薪、放無新假等,員工也為了要保住工作而忍氣吞聲。然而失業的狀況並沒有因為這樣的吞忍而減輕,在穩定就業困難的狀況下,不禁讓人想到我們現行的制度對於工作有什麼樣的保障?相信即使是對勞動相關議題沒有關心的朋友,也知道我們國家現行的法制度有相當數量保障勞工工作的法規,如關於大量解僱、員工放假、最低工資、最高工時或職場性別平等……等等的相關規定,而這些相關的規定保障的效果如何?也就是說,縱然有這些法文明文的保障,但這些保障是一成不變的嗎?是否因為社會狀況可以有所改變?這涉及到了調低和調高的狀況。例如說假若經濟狀況持續低迷,政府是否可以因為降低投資者的負擔而用修法或其他的方式來改低某些勞動基準?或用更概念化的詞彙來說,這些對勞工的保障是否是可以改動的,改動的狀況是否可以被允許,如果不被允許,又會受到什麼樣的效力?這最後都指向一個問題:我們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對工作的保障究竟是如何?由憲法所衍生出的法律對工作的保障作什麼樣的調整適合憲的,怎麼樣的調整又是不合憲的?

或許各位朋友們可以發現,我在上文的用字都是「對『工作』的保障」,而非對「工作權」的保障,那是由於我們國家大法官對「工作權」解釋的詭異狀況。一般人應該都多少有聽聞,我國憲法對於工作權有保障,其法源係憲法第十五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因此一般人看到這條法文,可能認為國家對工作的維持和工作內容的條件,有相當的保障,尤其當工團抗爭的場合,更能常常看到「保障工作權」、「爭取工作權」這樣的口號。但奇怪的是,我國的釋憲機關-大法官卻不是這樣理解「工作權」這三個字的,至少直到了八十九年的五一四號釋憲後,對於「工作權」的解釋才有看起來與一般人理解較為符合的趨勢。

在大法官眾多的解釋中,第一個提及並解釋工作權的內涵的是釋字四零四號,該解釋如此理解工作權:「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故人民得自由選擇工作及職業,以維持生計。」也就是說,工作權保障的範圍就是「人民得自由選擇工作」;這種「因為工作權,所以職業自由」的結構,一直被往後有涉及工作權的解釋所延用,也就導致了上述工作權所保障的內涵,變成了職業自由保障的內涵。這樣的見解一直為大法官所引用,所以成為我國憲法的一部份,也為學界所接受,所以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憲法這段關於「工作權」的保障,不過是保障人民可以選擇自己想做的工作罷了。這樣的解釋,不但狹隘了工作權能保障的範圍,使這個範圍以外人民的權利都不受憲法保障;而且這樣的見解與一般人經驗的工作權,實在也有太大的落差。因此,在憲法的保障下,人民可以自由地選擇工作、自由地選擇工作再被開除、自由地找下一份工作、自由地工作再在工作環境中受到不合理的待遇、自由地工作並受雇主剝削。憲法給予我們的保障很全面,她保障我們能自由地走進「職場」這座「監獄」,至於進入之後的不自由狀態,憲法並不過問。

不過這樣的見解也不是沒有人挑戰的,在釋字三七三號的不同意見書中,劉鐵錚大法官及戴東雄大法官就做了不同的見解。釋字三七三號是一份對勞工運動非常重要的解釋,將來我們還會好幾次提到它,不過在這裡我們先理解對於工作權的解釋。釋字三七三的內容是在解釋勞工的勞動三權(也就是團結權、集體交涉權、爭議權),但它甚至沒有提及到工作權,而是用別種方法導出勞動三權。但兩位大法官在同號的不同意見書中指出,勞動三權當然是用跟工作權有關的,要從結社權與工作權中,才能導出勞動三權(關於勞動三權和憲法明文的基本權利之間的關係,以後我們會提到)。因此這讓「工作權」的範圍擴展到了「職業自由」的範圍之外,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或許是國內勞動法先驅黃越欽大法官在釋字五一四中提出的不同意見書,在此不同意見書中黃越欽大法官擲地有聲地把「職業自由」跟「工作權」分開,言明職業自由保障的範圍並非工作權保障的範圍,而工作權保障的範圍則包括個體勞動跟集體勞動。在個體勞動的範圍方面首先國家必須適度的提供職業訓練和職業介紹,以增加就業困難的失業者就業機會,而在已進入僱用關係的勞工而言國家必須保障勞工勞動契約的維持以及最低勞動條件;集體勞動的保障範圍則是上述的勞動三權。黃越欽大法官的不同意見在往後的大法官解釋發生了影響力,大法官在提及工作權時放棄過去那種「因為工作權,所以職業自由」的見解,而提及工作權的內涵時,變成如下的兩種解釋:「人民之工作權為憲法第十五條規定所保障,其內涵包括人民選擇職業之自由」或「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人民從事工作並有選擇職業之自由」。「因為…所以」的關係被拿掉了,代表工作權保障範圍被解開而不限於職業自由,這為往後若需要對工作權做更寬廣的解釋預留了空間,因此,我們能說我們國家釋憲機關對於工作權的見解有比較趨向一般人理解的趨勢。

當憲法保障的工作權界線被拉到職業自由以外,就產生了許多新的可能性。比如說過低的勞動條件可能被評價為違反憲法保障工作權的意旨,又或對特殊職業(如教師、公務員)組織工會行動的限制將被視為違憲,而做這樣限制的法律或政府的處分(無論法條操作得多麼完美),都很有可能因此無效。當然,如此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問題-就是既然憲法的工作權對於諸如勞動條件或勞資關係有所評價,如超過某一底線將被視為違憲,那麼此一底線到底在那裡?這也是工作權明顯的與許多其他人民基本權利的自由非常不同之處。這個龐雜的問題運用在不同的領域(個體與集體勞動、不同身分的勞動者、不同型態的僱傭關係……等)會有不同的解釋,很難在此一蓋而論,這也是接下來幾個期次我們所要檢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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